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就“發現中國價值”發表主題演講：《展望2022》。
以下為演講實錄：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謝能夠給我這個機會在《2022宏觀形勢年度論壇》來談一些我最近的研究，特別是最新統計信息發布後，大家紛紛解讀，從我個人的觀點看有的比較正確，但也有的好像語不達意，我想談一談我的看法。
剛才王文院長談到了重新發現中國價值，其實發現價值最主要的一條還是埋下頭來在改革開放的同時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事情最重要的一點還是保持中國經濟增長在合理的區間。過去我們是高速增長，後來說中高速，現在大家知道了經濟的增長速度大體上是中速，我們也無需再用新的表述了，用“在合理區間”這樣的表述是最好的。本來從長期的過程來看就不存在什麼速度是最佳的，無論是高速還是中速，符合自己發展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即一段時期的潛在增長率就是最好的。
我就2022年做一些展望，看看挑戰，談談應對措施。
回歸增長潛力軌道
中國經濟在2022年以及更長遠的一個時期裏麵臨著諸多的重大挑戰，也有很多的機遇，總的來說，機遇大於挑戰。但是我覺得，2022年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年，所以它的挑戰可能更突出，一會兒我會講有一些非常顯而易見的挑戰。同時回到我們原來的邏輯上來說，挑戰越突出那麼我們的機遇也就越多，挑戰是一個必然性，不以你的意誌為轉移，總要表現出來的，但是能不能抓住機遇，事在人為。
今天我想從長期、中期、短期和當期（即期）做一個無縫銜接的關聯，思考如何應對我們的挑戰。
首先，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製後，中國經濟在複蘇，我們是最早控製住新冠疫情的。複蘇到去年為止，我覺得基本上就回歸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常規軌道上來，這個所謂的“常規軌道”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在增長率，也就是說我們的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的提高潛力給我們確定的增長能力，這是可以估算和預測出來的，也就是說這條藍色的線（如下圖一），就是我們估算的中國的潛在GDP增長率。
因為疫情的影響，大家可以看到經濟增速受到了很大的幹擾，在2020年是實際增長率在潛在增長率之下。2021年經濟恢複性增長，因此經濟增速又在潛在增長率之上，實現了8.1%的增長速度，這是有補償的性質。2022年按照大家的預期就回歸到常規的軌道上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經濟藍皮書預測，如果說把2020年與2021平均起來，大概不會低於5.1%的增長速度，如果把2022年再加進去，3年平均下來，應該在5.3%以上的速度。這平均下來的意思是說這個水平就像圖中綠色陰影那部分所示，基本上回到了我們的潛在增長能力上，盡管這個潛在增長率不再是過去的中高速了，國際比較而言仍然是中高速，從我們自己的增長潛力來講或許不算中高速了，但是仍然是在合理的區間。
人口總量距離峰值更近一步
但挑戰也就跟著來了，2022年是一個重要的挑戰時刻，大家看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信息。2021年我們人口隻增長了48萬，48萬看上去是增長的，但是和14億多人口相比是一個統計上很不顯著的增長，十分接近於零增長了。人口零增長這個人口增長門檻之後很自然的就是負增長了，這個轉折很重要，因為很多人說中國還有那麼多人口呢，不增長也是14億多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規模，其實很快可能就不是第一了，但是確實仍然是龐大的人口規模。
但是，經濟學講的是增量，增量的符號很重要，在增長的時候不管增長多少都是正號，接下來是0，再以後負增長的時候是負號，正符號和負符號是完全不同的含義，這時候不能說多大的規模，雖然規模仍然有意義，但是這個符號的變化帶來重大的挑戰。我們預計2022年總體上應該是中國人口的峰值了。之前預測人口峰值在2025年之前，現在看很顯然大幅度地提前了。
相應的，大家可以看圖二顯示的15到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我們一般都是說15到59歲，但是我們統計局的權威數據隻有到64歲，我們將來還要延遲退休年齡，所以15到64歲也是我們勞動力的基礎，不僅明顯下降，在最近這幾年裏每年下降都在1000萬，所以未來都是以千萬級的幅度在繼續下降，也就意味著中國勞動力短缺以及由此產生的挑戰仍在加劇，並且不僅僅是勞動力本身，一係列不利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都會發生作用。
人口老齡化進入更高階段
大家都在討論怎麼劃分老齡化階段，最近我們也查了一些權威的資料。第一個是當年的聯合國定義：老齡化率在4%以下是年輕型人口，老齡化率在4%到7%之間是成熟型人口，超過7%就是老齡化人口。後來世界衛生組織又有一個定義，就是說在老齡化中再進一步區分，超過7%就叫做進入老齡化社會，英文叫aging society。到了14%以上就叫老齡社會，英文為aged society，超過了21%那就是極度老齡化，英文叫super aged society。
去年我們看到的老齡化率數據是13.5%，當時我就說按照正常速度再過一年就進入了，今年也公布了我們是14.2%，大家看14.2%和聯合國定義的發達國家比也已經很接近了，而且大大高於不含中國的欠發達國家的老齡化程度，也就是說我們老齡化加快，未富先老這個特征仍然顯現出來。我們正式地進入到了老齡化社會。7%以上是宣布已朝著那個方向走，現在進了14%就是正式變成老齡化社會了，加上預期的人口負增長，這兩個變化會給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挑戰和衝擊，這個衝擊是以前沒有的。以前我們遭遇的主要是供給側的衝擊，現在供給側衝擊還在，但是需求側的衝擊會變得越來越凸顯，特別是消費。
國際經驗：人口負增長意味著什麼
統計局數據公布之前，我自己已經感覺2021年可能人口已經到峰值了，我就去看國際上的一些經驗，我發現在2020年，全世界有30個國家是人口負增長的，再加上4個國家是零增長，也就是不到1‰的不顯著增長，所以我把它叫做零增長。
這些國家有什麼特點呢？各種類型的，一種是前蘇聯東歐轉軌的國家，90年代開始負增長，一直沒有徹底恢複回來；其中有一部分世界銀行歸類為中歐和波羅的海國家，這組國家就相當於是新的歐盟，算是轉軌國家中經濟表現最好的了，但他們的人口都是負增長或者是零增長，而他們的經濟增長顯著地低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還有一些小型的遭遇戰亂或者是特殊衝擊的像委內瑞拉、黎巴嫩這類的國家，以及一些非主權的地區，人口負增長比較容易解釋。發達經濟體中最典型的人口負增長國家包括四個國家––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希臘。這幾個國家新加坡是新加入的，因為新加坡很早以前就經曆了劉易斯轉折點，人口紅利消失了，但它采取了很開放的移民政策，勞動力中大約有40%是外籍人口，但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人口無法由外部遷入得到滿足，所以它加入到了人口負增長的行列。大家從圖四可以看到，人口走向負增長與經濟走向負增長或者至少遭遇一次性的重大衝擊，幾乎是同步發生的。裏麵的道理可能非常複雜，但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當人口正增長的時候，消費跟著增長，但如果沒有其他因素變化，或者其他因素不可能在一年中跟著變化的情況下，人口負增長，消費也就變成了負增長，所以這些國家遭遇的其實是需求側的特別是來自於消費方麵的巨大衝擊，使經濟也陷入到了一次很嚴重的衰退中。
因此我們就可以得一個結論：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錨，這個錨很重要，當人口還在增長的時候，經濟的波動、衰退也好、恢複也好，其實隻是周期現象，但是如果人口不增長了，甚至是負增長了，經濟增長的常態就變了，穩態就變了，潛在增長能力就變了，就不可能回到過去的增長軌道上，但是能夠回到新穩態上，發揮潛在增長能力仍然是重要的。
我想說的是我們現在經曆的，特別是2022年將經曆的，其實就是我們從過去的新常態即供給側的新常態轉向供給側和需求側雙重變化的新常態。供給側新常態表現為潛在增長率下降，我們適應這個新常態，既要接受它也要努力提高潛在增長率。如今，需求側也會出現一個新常態，也就是說我們麵臨的新的經濟增長的挑戰和製約是供給側加需求側，可能需求側是新產生的，所以我們應該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應對需求側的變化。從圖五和圖六，我們可以分別觀察到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常態變化。
長期中期短期即期的無縫銜接
中國經濟一方麵是處在一個長期的增長過程中，我們有2025年成為高收入國家的目標，有2035年的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我們的長期目標，今後15年正處在這個過程中，去年是新征程或者說新發展階段的第一年，開局之年。在這個過程中長期需要做到的，是如何讓中國經濟回歸到均值這個趨勢，能夠緩慢、延續到2050年。
回歸到均值是一個從統計學裏得出的經濟規律，即regression to the mean。一個國家不可能長期保持超高速、超常規的高速增長，終究要回到平均水平，而什麼叫平均水平？像美國的薩默斯就認為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就是平均水平。他曾經預測說中國的高速增長就要回歸到平均水平，回歸到3%。我覺得，邏輯上他說的一點都沒有錯，關鍵是說向下回歸的過程延續到什麼時候。當年他們可能做了一個錯誤的預測，後來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說了，他們說2015年回歸到均值。但是我們做的預測是按照中國的潛在增長能力，2050年才回到均值，這對於達到我們的目標就足夠了。在2050年之前我們都高於世界平均水平，我們就可以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這是關於長期視角。
中期我們要保持潛在增長能力，不僅要保障還要盡可能提高。我們的國情是未富先老，就說明我們有很多的潛力沒有挖掘出來，在三次分配領域中都有很多改革可以帶來實實在在的改革紅利，就是說一方麵可以提高潛在增長能力，另一方麵提高需求側的滿足能力，支撐合理的潛在增長率。後麵我會舉一個例子，說明中期要部署一些具有改革紅利的改革舉措。
短期裏最重要的是2022年會表現出來的需求側製約越來越重要，我們應該轉變觀念，把更多的政策舉措轉向需求側，而共同富裕這一重大的部署其實就是直接應對了這一點。
從即期即我們馬上要解決的問題來看，我們現在其實還處在應對和疫情相關的經濟衝擊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迄今為止我們保市場主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時，我也建議針對新出現的挑戰，也就是消費需求的挑戰，我們應該在保市場主體和保家庭、保個人之間更加平衡。因為保市場主體確定了經濟的供給，供給恢複了，國外的供給沒有恢複，我們跟它們之間的複蘇錯位，反而給我們的出口提供了機會，但是很快這個錯位的情況就會消失。我們的需求可能遭遇更多的製約，所以應該更加注重家庭作為人力資本的積累、生育、消費主體的功能，終究我們希望中國的生育率向更替水平回歸，在這一點上，促進共同富裕的係列舉措和保家庭主體的舉措都會有利於提高人們的生育意願。
供求兩側一石三鳥的改革之舉
快結束之前我舉一個例子，說明供求兩個方麵可以產生一石多鳥效應的改革舉措，通過改革是可以取得紅利的––供給側提高潛在的增長能力，需求側是提高保障能力。大家知道，國外一直有人預測中國經濟未來不會有這樣的增長速度，比如說最新的預測是說中國未來15年，年均增長速度可能在3.5%到4%之間，我們就假設它們說的是3.75%，這個就比我們要實現翻番和達到兩個目標的速度至少低了1個百分點，它們依據什麼做這樣的預測呢？一般它們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各取一個理由就足夠了。供給側的理由是中國未來的勞動力增長是負的。從數字看上去肯定是負的，因為我們勞動年齡人口以每年上千萬級的數量減少；第二，它說將來人口也是負的，消費需求不能滿足增長的需求要求。我覺得它們的分析既有錯的地方，也有提醒我們應該去做什麼事的地方。
第一，對於一個發達經濟體來說，如果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是負的，勞動力增長也就是負的，因為沒有地方去挖掘勞動力，除非從國外移民。但是對中國來說，我們的未富先老特征也意味著有更多的潛力，這個潛力就在於農業勞動力占比目前大概還在23%，發達國家平均大概在3%，也就意味著我們有20個百分點的潛力可以挖掘，從農業中轉移出來1個百分點的勞動力，對中國來說就是800多萬，20個百分點就是一兩個億。我做了預測，假設5年裏我們就能實現把20%多的農業勞動力比重降10個百分點，那就是8000多萬，就意味著非農產業的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年均2.7%，那增長速度就相當快，既不是負也不是一個不顯著的正增長。這就是說我們在供給側是有這個潛力的，前提是必須對戶籍製度進行改革，推動農民工落戶的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改革。
第二，作為勞動力進一步轉移的必然結果就是城鎮化的繼續提高，我們現在差不多64%或者是多一點，但是距發達國家80%以上的城鎮化率還有很大的差距，何況在城鎮化中我們還有自己的差距，就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有18.5個百分點的差距。把這個差距彌補掉，也就是把2.6億已經在城市人口轉化為真正的城鎮戶籍人口。這個變化看上去是一個身份的變化，但按照OECD研究團隊的研究，在其他什麼變化還都沒有發生的時候，僅僅這個變化就可以使這2.6億人的消費提高30%，如果由此進一步拉動從農村到城市的流動，在沒解決戶籍之前，農民工的消費也可以提高30%，因此說城鎮化和勞動力轉移既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解決供給側的問題，也可以擴大消費，解決需求側的問題，一旦達到這樣的效果，人口總規模就有意義了––龐大的勞動力要素和龐大的消費市場。
我僅僅舉這麼一個例子，其實，類似的具有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的機會俯拾皆是，雖然我們的改革到了當前的發展階段，改革的難度固然是增大了，但並不是邊際報酬遞減而是報酬遞增的。
結語
最後，如果按照韓國央行的預測，未來15年中國3.75%的增長速度，就像橙色的那條線，在2030年代的時候，假設美國能有2%左右的增長速度，我們就沒法兒超過它們，也就意味著我們沒法兒翻番，我們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成色也就不夠了。但是中國的潛在增長能力應該是4.75%，或者更高。按照那個速度，我們就可以超越美國，也可以成色十足地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同時，我們在這之外還有改革紅利，如果有改革紅利，其實這個潛在增長能力還可以進一步地提高，提高多少則事在人為。
因此，2022年是新的矛盾顯現的時候，也是新的穩態出現的時候，我們抓住這個機遇應對挑戰，可以在今後的十幾年的時間裏發展得更好。
謝謝大家！
